简历：徐春雷，男，汉族，1953年2月出生， 1984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，1982年9以来先后担任滁县行署经济计划委员会科长、滁州市工业局副局长、市地税局长、市地税局党组书记。

处理结果： 2017年8月，徐春雷因违反政治纪律、组织纪律、廉洁纪律和国家法律法规等，受到开除党籍处分，其涉嫌犯罪问题线索已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。

我出生在一个革命家庭，有着良好的家庭教育，我的少年时代恰逢三年自然灾害，尝过饥饿的滋味、吃过苦。初中毕业后，我进入三八布厂当了八年工人。1978年恢复高考后，我以初中毕业的底子，考取了安徽财贸学院财政金融专业，是大学本科生，成为天之骄子。毕业后就分配到机关，之后一路青云，1990年担任市工业局副局长，1996年担任市地税局长，2009年担任市地税局党组书记直至退休。是党的培养给了我这么多荣誉和责任，我却辜负了党的期望，我自叹是有苦难的少年、奋斗的青年、迷失的中年、悲惨的晚年。

在担任地税局长后，我十分想把工作干好。抓税收、抓队伍，努力完成地税收入任务，从我担任地税局长任内，年年超额完成地税收入任务，地税收入在全省的位次从96年的第9位上升到2009年的第2位，仅次于合肥市。那时受表扬多，有点飘飘然，认为自己很能干，从而放松了自己。在地税局办公大楼及金地大酒店基建和装修工程建设中，有的老板为了承接工程通过领导、朋友等关系打招呼，然后慢慢与我接近，开始送些土特产、赠予小额现金等，让我的思想放松警惕。

我从逢年过节2000元、3000元的礼金收起，到有人第一次给我1万元时，我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。当我收了第一个1万元时，我对照《刑法》受贿罪5000元立案的标准，参照别人受贿1万元被判处实刑1年的判例，认为自己已构成犯罪，十分惶恐；另一方面又自我安慰，收1万元没人知道，也不是什么大数，下不为例就行了。但紧跟着第二个1万元又来了，一次次的紧张，一次次的自我原谅，我的思想在收和退的泥潭里挣扎。最后终于平淡了，认为守住1万元就行了，根本没有考虑会有算总账的一天。随着和老板们的频繁交往，吃喝玩乐，渐渐把他们当做朋友了，越来越放纵自己，对他们的金钱来者不拒，甚至主动要他们安排消费。

收了老板钱以后，自觉就会为人办事，在工程发包上就会有意识偏袒送过钱的企业。2001年至2013年期间，有两家装饰施工企业先后干了地税局和金地大酒店的三期装修工程，时间跨度13年，每家企业老板送给我的钱都达到了十几万元。两家企业都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。金地大酒店建成后，一直实行承包经营管理，我利用对金地大酒店的实际控制权收受了几十万元的好处费。

自己在局里搞了个廉政账户，每年交个两、三万元钱，多年来共交了十多万元，其实是掩耳盗铃、自欺欺人之举。现在，终于等来了算总账的一天，真应了那句“莫伸手，伸手必被捉”的名言。我总觉得一万元数字不大，不是大问题，但未意识到20年积累下来就是巨额的数字。

退休以后，我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长期压抑的不平衡心态得以释放，认为金地大酒店是我一手创办的，为此耗费了大量心血，可以说像我的儿子一样。金地大酒店曾经辉煌过，也为地税局群众带来很多福利。但十几年来，给历任承包人几百万、上千万的赚钱，而我只收了区区几十万元。在他们承包期间，我是金地大酒店最大的推销员，很多单位、个人都是看我面子来消费的，利益我却得不到。我认为是局长的帽子，挡住我发财之路，当时还有不敢收大钱的残存良知。退休后，我想补偿的时机到了，2013年，我以他人名义先后投资60万元与他人共同承包金地大酒店，投资90万元入股地税局印刷厂。然而，我却把地税局群众的利益抛之脑后，不闻不问。

当纪委开始调查我时，我听到风声就打电话给金地大酒店第二任承包人，叫他不要乱说，又叫他打电话给第一任承包人，也叫他别乱说。后来一个朋友告诉我，曾给我多次送钱的工程老板说纪委找他调查时，他只有实话实说。我急了，连忙开车去找他，他见到我就说“我知道你会来的，不就是纪委调查你吗，我和你混了这么多年，其实也没搞到多少钱，占你多大便宜，就给了你点小子弹（金钱）。”他伸手比划了一下，我一听心凉了，商人趋利避害的一面暴露无遗。我退休了，在他眼里完全没有利用价值了，我要呼吁所有的现任官员，千万不要和老板打的火热，被他们所骗，他们看到的只有你手中的权，他们追逐的永远是利。

我的人生经历是坎坷的，可谓五味杂陈，这次是我人生中的一道坎，我要勇敢的迈过去。我的人生印证了“莫以善小而不为，莫以恶小而为之”的警言，我要通过努力重新把我的人生轨迹规划为苦难的少年、奋斗的青年、迷失的中年、新生的晚年。我不敢乞求组织上的原谅，我更无理由请求组织上从轻判决，我心甘情愿的承担我应负的刑罚，以此来教育、警示他人，也从服刑改造中拯救我的灵魂。

（摘自安徽纪检监察网）